文化間哲學語境中的宗教中國化命題

　　作者：王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宗教中國化”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重要命題，它包含了文化、民族、社會、政治等多重維度，在政、教、學各界均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自“宗教中國化”提出以來，學界已經從多重角度對其進行過理論考察，在宗教學基礎學理探究方面也形成了深入而翔實的論述。迄今為止，對“宗教中國化”這一命題的學理討論主要從文化自覺自信、文化認同的角度出發，致力于從內部建構起當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體性，并在此基礎上集中探討和論證了宗教本土化、處境化、時代化的規律及必然性，由此探索“宗教中國化”命題的內涵。

　　當然，從哲學的層面來看，主體性問題還與主體間性問題交織在一起，因此，對于文化主體性的探討亦不能忽略文化主體間性問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文化間交流越發頻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與文化上的他者相遇，形成了文化間越來越深的交織與勾連。在這一以“文化間”為基本特征的時代處境下，文化間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文化間交流的基礎、如何應對文化間的沖突等成了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面臨的重大問題。面對這些問題與挑戰，哲學研究從20世紀末開始逐漸形成了新的形態——文化間哲學（intercultural philosophy）。文化間哲學直面全球化與地域化、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論爭，深刻反思了“文化間”這一基本特征，并致力于建立一種能夠如其所是地面對我們時代基本處境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哲學”?；诖?，本文認為，它亦可為“宗教中國化”命題提供一個基本理論框架。

　　文化間哲學主要針對的是傳統哲學抽象的普遍主義立場與民族哲學所導致的相對主義問題。傳統哲學對普遍性與“一”的片面強調使其忽略了特殊性與“多”，并且，正如后殖民主義思潮所批判的，傳統哲學的普遍性中隱含的實際上是歐洲中心主義話語?；趯W洲中心主義的反思及批判，其他文化傳統也曾就自身文化特殊性提出“民族哲學”（ethnophilosophy）的主張。但是，民族哲學依然未能擺脫民族中心主義的基本邏輯，忽略了不同文化間的開放性與可交流性，并因此可能導致真理問題上的相對主義危機。

　　與普遍哲學和民族哲學相比，文化間哲學既不愿導向一元的、消滅了文化特殊性的普遍主義，也不愿導向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相對主義，而是試圖打破并超越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二元對立，在兼顧哲學對普遍真理之訴求的基礎上，探索真理的每個具體文化中所蘊含的特殊性。正如韓裔美籍哲學家鄭和烈（Hwa Yol Jung）在《橫貫性與全球化時代多元文化的哲學之爭》一文中指出的，“沒有地域性的全球性是空洞的，地域性若無全球性則缺乏遠見”。為此，他提出了“橫貫性”（transversality）概念來代替普遍性。橫貫性呈現出的是融貫的多樣性（diversality），在此，他引用《克里奧爾特質禮贊》（In Praise of Creoleness），指出與普遍性相對的多樣性即“被保留住的種種差異的自覺和諧”。因此，橫貫性并不取消或同化差異，而是貫穿差異，尋求“非巧合的匯集”“非同一的共通性”“非一致的合作”。

　　文化間哲學的思考基點也不再是某一特定的單一文化傳統，而是“之間”（in-between）。文化間哲學注意到了生活世界中蘊含的“文化間性”，認為每一種文化并非獨立形成再進行交流，而是在根源處盤錯交織、向著其他傳統開放，并在交錯的過程中——這種交錯既包括積極的對話，也包括沖突和對抗——不斷建構著自身的特殊性身份并認清自身的邊界。此外，文化間哲學也強調文化間交織與融合中不可化約的他者及其陌異性。文化間的生活世界有其復雜的結構，不能被還原成單質的同一性。

　　與思考基點轉變相應的是研究方法上的轉變。在文化間哲學中，哲學從獨白的體系走向了對話與互鑒。奧地利哲學家維默（Franz M. Wimmer）在他的文化間哲學中提出了“多極對話”的構想。他認為，文化間哲學既非一元論的、以某一特定文化為中心的獨白哲學，也非二元論的比較哲學或兩極對話哲學（dia-logical），而是諸多傳統之間展開的多極對話（polylogical）。在多極對話的指導下，文化間哲學所呈現的真理既非以某個單質文明為主導所產生的話語，也非消滅了特殊性的普遍話語；它不是通過任何一種文化的獨白建立起來的，而是在盡可能多的文化間進行多極對話的過程中被探索出來并傳播出去的，它只在文化交匯的“之間”場域生成和顯現。隨著多極對話不斷展開與深入，真理本身亦呈現出探索性、開放性、多元性。因此，文化間哲學的真理最終也不會終結于一套封閉的真理體系，而是一條無盡的多極對話道路，多元文化在這條道路中不斷彼此互鑒、相互補充，由此不斷拓展知識的邊界。

　　總之，文化間哲學以生活世界的開放性、交織性與陌異性為出發點，以多極對話這一具有動態性和探索性的過程為主要指導和路徑。它強調各個特殊文化通過參與平等的多極對話而對真理進行共同探索、共同構建開放的世界整體，并在這一過程中維護每一種文化的獨特性、差異性以及世界的多元性?？梢哉f，文化間哲學是在抽象的普遍哲學與民族哲學之間摸索出的第三條道路，也是更符合當今全球化時代特征的哲學形態。

　　將“宗教中國化”置于文化間哲學的語境中意味著，“宗教中國化”命題的哲學基礎不可能是傳統的普遍哲學，但也不應當是民族哲學，而是文化間哲學。一方面，“宗教中國化”的內涵本身便包含對宗教學研究領域里西方隱性主導話語的意識、反思和批判；但另一方面，“宗教中國化”并非要建立一種封閉的單一民族中心話語，這其中首先涉及如何理解“中國”這一概念。

　　歷經千年，中國文明并非一個單質、封閉的系統，而是擁有多元內涵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費孝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文中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是在數千年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首先，中華民族在起源處便體現出了文化間性，它并非來自單一源頭，而是通過多元文化交融和匯集形成了最初的華夏文明；其次，在中華民族作為自在實體形成的過程中，漢族的形成是其中一個重要階段，它構成了中華民族具有凝聚力的內核；最后，通過民族混雜、聯結、融合，中華民族最終成為了一個多民族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具有多元一體格局的實體。也正如汪暉在《民族研究的超民族視角》一文中所指出的，當代中國社會本身是一個“跨體系社會”，即“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區域通過交往、傳播和并存而形成的相互通融的社會形態”。

　　另外，費孝通也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清晰地意識到自身主體性則是在近百年中國與西方的對抗中出現的。在當今全球化逐漸深入的背景下，我們與世界其他民族文化間不僅有沖突和矛盾，更有在各行各業、各個維度上全面展開的積極對話、交流與合作。如文化間哲學指出，這些文化間對話、交流與合作的過程必定會使中華民族文化身份在內容上更加豐富，邊界上更加清晰。最后，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現代化、全球化過程的中國，不僅是由內部多民族共同建構起來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共同體，還是吸收了世界優秀文明成果，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

　　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體性本身是由內外兩個向度建構起來的。一方面，中華民族內部本身就有文化間哲學所聚焦的文化間性、交織性、開放性，它不是某一種單質文化的獨白與泛化，而是通過多元文化傳統在交織中不斷交流、碰撞而產生出的具有凝聚力內核且生生不息的文明。另一方面，它也通過不斷與全球范圍內其他文化傳統的碰撞和交流逐漸清晰地意識到自身的特殊身份，并不斷豐富著自身內涵。這兩個向度無不滲透著文化間性，可以說，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體性既在文化間生成，又在文化間辨明自身。因此，“中國”不是一個單質的、呆板的概念，而是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多元的格局，它還在文化間的歷史進程中變得不斷豐富和清晰，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

　　在此基礎上，“宗教中國化”不是以一個僵化理解的單質“中國”概念去“化”其中具體的宗教傳統，其本身便呈現為一個持續進行著的多元融合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具體的宗教文化傳統在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交流交融中積極融入中華民族的內核，并在與其他宗教文化傳統的對話中辨清自身的中國特色。此外，根據文化間哲學的基本宗旨，宗教中國化的進程也不是要消滅其中每一種具體宗教傳統的特殊性，而是尊重一體前提下的多元和差異，并不斷將文化上具有陌異性的他者融合進“中國”概念中，由此動態地建構中華民族宗教文化共同體，使其內在肌理更加豐富。唯此，“宗教中國化”才不會變成一種封閉的自言自語，而是能夠成為多極對話的典范、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范本，具有可普遍性的價值和意義。

　　“宗教中國化”的話語建構也應真正參與到世界范圍內的多極對話中，方能展現自身的可普遍性，成為一個文化間哲學框架內的真命題。正如文化間哲學所強調，真理不是某一封閉文化思想體系的獨白與泛化，而是通過多極對話被共同探索出來的。因此，在文化間哲學的語境中，“宗教中國化”的話語建構不僅是個內部過程，還應當呈現為一個能持續進行對外交流的話語系統，與世界范圍內宗教文化產生出的優秀文明成果進行盡可能廣泛深入的多極對話，由此將“宗教中國化”的命題進一步融入到“世界宗教文明交流互鑒”的過程和探索中去。在這一向外的過程中，“宗教中國化”命題不僅可以在他者那里找尋共鳴，充分證明自身的真實可靠性，也一定可以成為針對我們的時代境遇提出的一個前沿的、面向未來的命題。以文化間哲學的多極對話為基本線索，“宗教中國化”的話語建構一定不會終結于一套封閉的話語體系；其未來恰恰在于建立一種向著文化他者開放的、為世界文明貢獻自身獨特智慧的、能夠推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宗教文化共同體。

　　概而言之，文化間哲學是直面我們時代文化間盤根錯節的基本處境而發展出來的哲學形態，它深刻反思了文化間性對文化主體性的建構作用，也提出了多極對話的構想、方法和基本原則。通過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中國”概念的簡要分析可以看出，文化間性從內外兩方面滲透其中，因此文化間哲學也可以成為分析“宗教中國化”命題的基礎理論框架。這意味著，除了在宗教本土化、文化自覺自信的理論脈絡中理解“宗教中國化”，我們亦可在文化間哲學語境中呈現出“宗教中國化”命題內部中國宗教文化豐富且多元的維度，并向外挖掘“宗教中國化”命題的可交流性及可普遍性，從中看到“宗教中國化”命題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命題之間的內在關聯。